这是一个自“网戒中心”走出来的一位少年人的内心声音。
一名护士走过网戒中心的走廊。墙上贴着宣传照片：告别悲伤，重拾欢乐。
“起立！”
一百三十多人齐刷刷地站起来。
“告别网瘾！重塑自我！打造完美！”一个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每句最后一个字都念成第二声。
一百三十多个声音整齐且语调一致地重复了三句口号。
“请坐！”
一百三十多人又齐刷刷地坐了下去。
背挺得笔直，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一处，双手放在膝盖上，目不斜视，面无表情。违反以上任何一点，他们都有可能面临惩罚。
时隔七年，一篇自媒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再次卷入舆论风波之中。这篇名为《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的文章质疑，在年被卫生部叫停“电休克治疗网瘾”后，网戒中心主任杨永信仍在使用电刺激手段“治疗”被送进去的网瘾少年。
风口浪尖上的网戒中心倒显得相当平静。这里依旧窗明几净，被子叠成大小一致的豆腐块。盟友们依旧整齐地坐在点评教室里，对面坐着父母。他们将会在这里接受心灵洗涤，孝道培养，必须悔悟人生，痛改前非，可能会和父母抱头痛哭，然后全家跪下感谢杨永信和中心的大恩大德。
骂名汹涌而来，中心里的家长们觉得愤怒，无法理解。他们不能接受网上对于“家长愚蠢”的指责，并认为网戒中心是拯救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网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
在家长们的描述中，送孩子来此的父母并非全部都是没有文化的底层人，有老板，公务员，医生，甚至有大学教授。“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家长又不是傻。”按照中心的收费标准，每月的住院费是元左右，这不包括吃饭的费用，父母中必须有人全天陪护子女。
发酵的舆论只改变了家长们对媒体的态度——他们在网戒中心楼下巡逻，警惕来访的陌生人，并对表露身份的记者拍照录像。一家上海媒体的两位记者曾扮作家长采访，再次来访时，她们在走廊里被认了出来。一位母亲跟在身后大喊：“她们说谎！我们不相信说谎的人！
病房
阿明个头很高，瘦，偷偷从家里溜出来接受采访的那天，中国战队WingsGaming在西雅图拿下了DOTA2国际邀请赛的冠军。
他说自己在《英雄联盟》里段位曾是电信一区最强王者，这让他有足够的自信去打职业电竞。这个决定在家里遭到了巨大的反对，父母将之视为“骗人的”邪路。虽然早在年，国家体育局就把职业电竞列为第99个体育项目。
反抗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父母找了两个亲戚，说带他去旅游，从南方到山东，一车直接开进了临沂四院的网戒中心。
这是一个封闭式的住院部。紧挨着四院的白色大楼里，网戒中心占据着二、三两层。搭乘电梯无法直达，你需要通过一扇楼梯间铁门，得到看守的家长允许后，再通过一道铁栅门，才能进入网戒中心住院部的走廊里。
每扇窗户都安装了金属防盗窗。在另一个楼梯间，一张绳索结成的大网封锁了二楼通往一楼的路。即便如此，也依旧有出逃的人。两位离院盟友说，曾经有人打烂了三楼男厕的防盗窗，纵身跳到二楼的平台上，被外面接应的人带走了。
除了集体出游，入院后唯一的外出机会是去隔壁四院大楼里体检。一位在四院工作的保洁人员曾见到网戒中心带人过来做B超，他被夹在中间，双手与两旁的陪护人员绑在一起。
这里不仅接收网瘾少年。在正式的对外宣传中，这家中心除了叫“网络成瘾戒治中心”，还挂上了“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中心”，“性格缺陷矫治中心”和“问题家庭诊疗中心”的名头。
据其
成年人同样可以被送进来，只要他们父母同意。一位30岁的前盟友回院做分享说，他曾经在外吃喝嫖赌，沾染了毒瘾，把妻子赶出了家门。在戒毒所待了四个多月后，他被父亲接了出来，直接送到了网戒中心。他承认自己曾经怨过父亲，在即将出院的时候又把自己强行送进了这里，但他宣称自己在这里洗涤了心灵的污浊，靠正能量压制了毒瘾，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3号室内，一名记者尝试了“低频脉冲治疗”，手指肌肉不受控制地缩了起来。
治疗
每个新人都要进13号室。即便年之后，仪器换成了“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这个房间依旧拥有让新人闭嘴听话的魔力。
13号室不大，不到二十平米，有两道门，两层窗户，陈设简单，一张蓝色小床，两把椅子，靠窗的柜子上摆放着仪器。杨永信不喜欢“电击”这个叫法，他总是纠正说，这是“低频脉冲治疗”。盟友们只能用“治疗”指代13号室里发生的一切。
入院第一晚，阿明住在一间专门病房里，三楼4号小室，睡着他们一家，还有三名班委和一名接待。他哭了一夜，想跟父亲说话，父亲拒绝回应他的恐惧，只重复着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改之。”
“那一个晚上，我特别恐惧，感觉世界都塌下来了。”阿明说。后来他才知道，整晚的一切都被班委记录下来，如果他提到“想离开”，或者情绪激动，这些都会被汇报上去，他也会被再次送入13号室。
与阿明同年入院的张楠，同样屈服在13号室里。他在家里看电视，父亲带着几个人把他按在床上，打了镇定剂，塞进车里，送进了网戒中心。从13号室里出来，这个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的男孩告诉母亲，他要离开这里。话音刚落，几个大汉又把他抬进了进去，他还没来得及说清楚里面发生的一切。
关于“治疗”的疼痛，总是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
“生不如死，很痛苦。”阿明说：“如果在做的时候可以选择死，那一定是选择死。手不能控制得扭曲，像蛋卷一样。”
比电手更痛苦的是电击头部：“脑袋里嗡嗡的，嘴里根本发不出声音。”在这个安静，封闭的13号室里，“接待”们需要按住接受被“治疗”者的手、脚，用纸巾捂住他的嘴。遇到反抗激烈的新人，七、八个“接待”还会把他抬进13号室，这被称为“起飞”。
一位曾任家委的父亲对孩子的改变很满意。他说，孩子在日记里写道，“治疗没有拔牙疼”。他承认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儿子做“治疗”。
杨永信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有个体差异，承受能力不同，“就像打针，大部分人打完了没事，有人就会晕针。”他说自己腰不好，也会用这些仪器刺激腰上的穴位。
一位山东的记者尝试了一次，虎口消毒后，前后扎下两根细长的针，两根导线将针和仪器连接在一起，仪器通电后，手指肌肉不自然地扭曲收缩起来。他描述被电的感受：“麻，不太疼。”包括阿明、张楠在内的四位前盟友对此表示质疑，他们称自己做“治疗”时，一只手上的导线至少是四根。
不能”与“必须”
中心里的日子固定且有规律，像是住着个走时完全一致的钟表。
阿明必须每天早晨6点起床，15分钟内洗漱完毕，叠好被子。在经过慢跑、俯卧撑、踢腿等军训内容后，必须在早餐后集合吃药。有人会来检查，让他们张嘴，抬舌头，晃脑袋，而后是五到十分钟军姿——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偷偷把药吐掉。
打扫卫生后是去大教室上点评课。点评课通常从唱歌开始——曲目是《网梦醒来》、《爱的力量》、《跪羊图》、《父亲》、《母亲》、《天亮了》和改了歌词的《常回家看看》。这里要背《三字经》和《弟子规》。
唱歌和背诵会有人抽查，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记住。阿明花了一个月，学会了这些歌曲。
你必须要写日记，这种日记被称为“晾晒”，它的内容将会呈现在点评课上，无论是否涉及到个人隐私。点评课后，被记录在《心理导入本》上的盟友就要去13号室，接受“治疗”。
家长会在这里24小时陪护着(除了13号室)，他们会一起吃饭上课，看着他们训练，甚至给盟友们上英语和语文课。
与之对应的是庞杂详细的规定，比如地上不能超过三根以上的头发，不能在规定时间之外进入小室，不能大笑，不能交往过密，不能对异性盟友产生好感，不能互传纸条，不能在点评课上睡觉，不能唱任何流行歌曲…
举手必须五指并拢，手臂贴着耳朵笔直向上，写字必须一笔一画，点评课笔记必须记满两页，课上集体唱歌必须大声，特餐(青菜豆腐)必须认真吃完...
这些规定被归纳进“心态”、“卫生”、“职责”、“亢奋”、“兴奋”、“坐姿”、“写姿”、“笔迹”、“睡觉”、“无聊”、“被子”等类别中，每个类别对应不同的“圈”数。如果你触犯太多，将会被定为“典型”，进入《导入本》名单里。
一位前盟友提供了一本从年8月21日启用的《心理导入本》，上面记录着60堂点评课后做“治疗”的盟友名单。“治疗”的原因五花八门——军训典型，日记课典型，兴奋典型，出逃嫌疑，自创风格，锁门，狡辩，不听家长话，经常一个人上厕所，吃规定外食物，工作职责不到位，吃特餐不认真，厕所内说话欠考虑，ZDQH(重点强化)等;而让他们做“治疗”的命令发起者，有“杨叔点名”，“邱哥点名”，“云姐点名”，“家长建议”，“班长建议”，“开门就进”(即如果当天有他人要做“治疗”，此人也需要做“治疗”)，“三次激励”(激励，即前一天统计出圈最多的几个人，超过三次就需要做“治疗”)等。
在《导入本》中，一个叫做“熊震”的名字出现了58次，这意味着60天内，他几乎每天都要去13号室接受“治疗”。同届的盟友称，熊震曾在某财经大学就读，且早已成年。
网瘾、酗酒、吸毒、打架、抑郁症、暴食症、自闭症、谈恋爱、成绩下降、无所事事、想打职业电竞、不满意母亲选的专业，一切不符合父母期待的孩子(无论是否成年)，在经过以上流程后，会被修剪掉一切棱角，变得一样的乖顺，一样的正能量满满。
一位前盟友提供的《心理导入本》，记录了做“治疗”的名单，原因五花八门。
没有秘密
任何人在这里都没有秘密。
日记上任何内容都有可能在点评课上公布。为了安全，你可以写的是“对点评课的感悟，对杨叔的感激，对父母的愧疚”。只有还抱有“隐私观念”的新人，才会在日记里写“我好害怕”，“这里是邪教”，“我想回家”。
老盟友很少会告诉新人这些，阿明说，被“治疗”多了，你也就知道了，“久病成良医”。
这里鼓励互相“举报”。杨永信不同意“举报”这样的说法，他更愿意称之为“情况反馈”和“问题反馈”。“问题反馈”带来的好处是可见的——盟友可以减圈，获取信任;家长认为上报问题会让子女改变得更快，更符合要求，他们甚至有时会建议让子女做一次“治疗”。被举报者则面临“加圈”的惩罚，对盟友而言，圈数太多就会做“治疗”;而对于家长，一个圈就等于10元钱。
阿明曾被母亲上报过，于是他上报母亲“在点评课上翘腿”作为报复。母亲被罚了钱，阿明也减了圈。但在之后几天，母亲开始找碴，批评他“被子叠得越来越差”，“心态浮躁”。
发展友谊也需要小心翼翼，不仅仅因为中心不允许“交往过密”。有人曾与四个盟友商量过出逃，计划最终没有实行，其中一人把他们上报了，“然后我们就完蛋了。”
传纸条也会成为风险极大的事——帮忙的中间人可能会上报，收到纸条的人同样也可能上报。除了接受“治疗”，纸条的内容也会在点评课上当众宣读。
张楠经历过一次“纸条事件”，好友将责任推在他身上，他沉默地去了13号室，并得出“所有人都不能相信”的结论：“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出卖你换取利益。你只能相信自己，靠自己演得好，争取早点出来。”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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