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谭阳（化名）与父母一起坐在诊室的椅子上，听着医生一遍遍地强调患病注意事项，只觉得医生的声音时远时近。桌子上摊着厚厚一叠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上面的测试结果上，抑郁，焦虑，敌意均有极高的数值。
15岁的谭阳被确诊为抑郁症患者。
无人拨打
那年夏天，谭阳出现了头脑胀痛，神经紧绷的症状。这种轻微的不舒服并未被谭母放在心上，只道是即将中考的儿子在学习中用脑过度，便像往常一样给他买了安神补脑液，劝他多休息。然而，情况并没有像他们预期中的那样好转，相反的，他开始躲避与同学的来往，上课不敢看黑板，甚至回避与他人的目光接触。终于，在感到异常的班主任的建议下，去心理医生那里做了测试。
“我当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那时还不知道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谭阳明顿了一下，低低地啜泣起来。
患病后，同龄人吃饭上课睡觉的生活模式与他渐行渐远。
谭阳早上八点起床，洗漱完毕后又躺回床上发呆，到十一点左右背上书包告诉父母去上学，出门后就拐入了附近的网吧。等到出来已是天色已晚，跟着放学的同龄人一起回到家里，吃晚饭，有时不吃。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上网或是发呆。因为怕睡不着，所以不敢在十点睡觉，只能熬到一两点再逐渐睡去。这样又是一天。
“我也不知道自己多久没有去学校了，上次去大概是八九天之前吧。我本来都想好了，读个大专，毕业打工。但是我恐惧，不敢与人交往，不敢看别人的眼神，不敢面对他们的眼神我就没有办法做正常的自己。”他说。
生活之外，学业也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大刀。
患病后，谭阳的成绩一直维持在倒数第一至倒数第三名之间。了解情况之后的班主任迅速找来他的父母，签订了免责协议，并且向校长提议让他休学。然而校长在获悉病情、知道他已经顺利通过学业水平测试之后，否决了提议，让他不要休学。“这个孩子一定可以考上大学的。”校长对他说。
生活的机械重复与学业的无能为力上，谭阳只是无数学生抑郁症患者中的一员：“挂科”、留级几乎成了学生患者的常态。哲学院一位男生因为抑郁症耽误学业，留级过多，身边没有固定的熟人，以至于他留了多少级“只有辅导员清楚”。在年2月的寒假里他从寝室消失时，甚至没有人出面阻拦。
大四的李楠（化名），患病一年，现在因无法正常上班而延期毕业。“最长的一次，连续小时都没有吃饭。”他回忆道，在病情严重的时候，时空倒错到往往是在晚上六点吃上自己一天中第一顿，也是唯一一顿的饭。个头接近一米八的他一度时期体重甚至降到了50公斤，“甚至留下遗书试图跳楼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的母亲救了回来。”他说。
“抑郁症的自杀率是很高的，”武大的心理咨询师齐华勇表示。抑郁症自杀率的不同的医学统计结果不同，从三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患者内心会有一种无价值感，无助感。这时候的他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所以我们会引入其他资源来共同建立起一个保护他的机制。家长，精神科医生来共同帮助他摆脱这个症状。”
武大的心理咨询室特地设置了一个“24小时生命援助热线”，是一位咨询老师的手机号，向全校学生公布、昼夜开通。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位遇见心理危机的的学生，在面对危机时，都拨通了那个电话。
（年7月7日，西安。一个22岁的小伙子，八年来没出过家门，而他的父亲觉得，“儿子过得很幸福”。经医生上门初步诊断，他患上了抑郁症。图片来源：财新网）
“思想问题”
“有一次我差点打了母亲。”谭阳回忆道，语气十分平静。“那天早上洗漱过后，我像往常一样重新躺回床上，我妈就恨铁不成钢的指责我，又开始哭。我就生气骂了几句脏话，然后跳起来准备打她，后来被我爸拉住了。”
谭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勉强能用“融洽”概括。在孩子患病之后，母亲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他：因为怕儿子做出过激的事情，甚至选择对儿子的逃学视而不见，在他又一天的逃课后默默的将水果和牛奶送入房间，安抚他易激动的情绪。
可是谭阳认为父母完全不理解自己。“他们只会一直说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去学校，以为我在学校受人欺负。只知道我去网吧，以为我有网瘾。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恐惧。他们太笨了。”
不是父母“笨”，而是公众对抑郁症有所偏见。自强新闻一项针对武汉大学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认为抑郁症属于心理疾病，了解抑郁症“器质性疾病”属性的只有15%。有28%的家长同时认为，抑郁症也是一种“思想问题”。
当被问到“如果孩子身边有抑郁症患者怎么建议孩子”时，三分之一的家长表示，要保持距离。
即使是了解抑郁症的心理咨询师、家长柯女士，也不建议自己孩子帮助抑郁症患者。她说：“抑郁症患者心里似乎有一个负能量的黑洞。”她给孩子的建议是：告诉需要帮助的朋友，找专业人士。
相反，辽宁的公务员、武大学生家长杨女士说，抑郁症和感冒发烧一样，都是普通的疾病。“真的患上抑郁症，最难过的恐怕就是他的家人和自己了，这种时候，他也好，家人也罢，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杨女士说。
如果自己的孩子去接触、帮助抑郁症患者呢？“像抑郁症或者艾滋病，这种看起来比较可怕的东西的话，我会提醒他一些注意事项。”杨女士说。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但是前提是要保护好自己。
（年11月15日凌晨，因患抑郁症办理了休学手续的湖北省武汉市高中生徐某举刀砍向父母。母亲被砍死，父亲受伤。
图片来源：财新网）
有多少人抵触与他们做朋友
对抑郁症偏见深的不止是部分父母。
自强新闻针对武汉大学学生的调查显示，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抑郁症是一种思想问题，近四成认为抑郁症是因为“意志不坚强”导致的，超八成认为病因包括“受某种刺激”。但实际上，生活中乐观、意志坚强的人也会被抑郁症袭击。
孤独是患者的常态，患病后的反常很难瞒过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自己时不时的失踪也招致了许多的“问候”。因此，在大学就读的李楠（化名）选择了一点一点、慢慢地告诉周围的人。
李楠的朋友们都很震惊，但是多数人表示理解，并帮助他联系医生。然而，经过这件事后，他还是“看清了一部分人”：曾经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知道他患病的所有信息，却主动切断了与自己的所有联络。这对当时的他而言，几乎是一种毁灭式的打击。
“他说了理由，但是我觉得太荒诞了。”沉默了一会，他补充道：“我无法接受这个。”
并不是所有人都不介意和抑郁症患者做朋友。在自强新闻的调查中，14%的受访者对有患抑郁症的“亲密朋友”感到抵触，17%对与他们“社团共事”感到抵触。
最抵触的是成为“恋人”：43%，几乎一半。
“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照做呗。（这样）是为了不踩到他们的着火点，鬼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疯。”接触过抑郁症患者，受访者小林（化名）得到了这样的感受。他说的“发疯”，指的是患者可能不定时的哭闹、发脾气。
“高一时偶尔去一趟班里，同学们会非常开心的欢迎他，高二大约五六个人来关心，到了高三，就只有一两个人会偶尔过来问一下了。他们会问我说，诶老谭你干嘛去了？我就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睡觉上网呗。我不会告诉那些人我害怕，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什么也不懂。”谭阳说。
在不患病的时间，谭阳在班上人气很高，可对他而言，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那么一个”：那是他最好的朋友。后来，这个最好的朋友也变郁郁寡欢，他将这种变化归因于自己的影响。当朋友将疑似病症告诉自己的父母时，母亲的回答却是，“你自己有病自己去看啊，来问我做什么？”于是，他最好的朋友拖到现在还没有去就诊。
“他说不怪我，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愧疚吧。”之后，谭阳便不愿再提这个话题。
历史学院的陆宇，行作为《珞珈心源》报社成员，对抑郁症了解相对较多：知识来自媒体、网络、在《心源》报社的经历，但几乎不包括课堂。他说：“从高中开始，主要是中学教育心理教育一直没有被强化，这也是我觉得不好的地方。”
“自闭、抑郁之类会有一定的发病区，严重的如果经过治疗可以缓解一段时间。这个过程更需要一个陪伴，需要理解，才会活的轻松。”他说。
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听，往往是帮助、抚慰抑郁症患者的重要方法。中华医学会主编的《抑郁障碍防治指南》认为，支持性心理治疗是抑郁症治疗和康复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术是倾听、解释、指导、疏泄、保证、鼓励和支持等。
“倾听，是多么重要！”《财新》杂志常务副主编、记者张进，在报道中引述患者周新萍的故事：面对疾病，她的前夫摔东西，大声喊：“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说那么多，我实在受不了！”可是，当年在病态中，她只能通过反复地说，来宣泄内心的抑郁。
张进本身也曾是抑郁症患者。他的博客中有38篇抑郁症相关文章，并依然在不停更新，其中最多热的一篇《地狱归来》有13万点击量。他在一系列科普文的最后写道：“记不清何时何地，我读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一种病痛，它本身就包含着治愈的力量。”
漫漫康复路
康复，这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字眼。但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通往康复的这条路太过漫长：医学上的统计显示，有75%～80%的抑郁症患者多次复发——复发带给抑郁症患者的，不只是疾病的折磨，更有对于康复信心的打击。而他们别无选择。
谭阳从15岁开始，患抑郁症已经4年，其中他的情况曾经有过好转。不过，就在一周前，他的抑郁症再次复发。据他所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复发了，同许多的抑郁症患者一样，他也被疾病的复发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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