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中国传媒报告》，第1期
刘海龙
刘海龙，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副主任，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年入选北京市新闻人才“百人工程”。
摘要：本研究以网瘾议题的媒体报道框架分析为例来考察媒体对不确定性议题的建构。以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社会建构主义、新闻生产和框架分析相关理论为依据，通过对网瘾议题媒体报道的脉络和框架进行分析，考察媒体如何将不确定性议题报道出来，展现这一过程中新闻生产的特点。文章认为媒体通过倚重官方消息来源和专家话语，通过看上去客观中立的表达，以及琐碎化、戏剧化等策略来降低不确定性议题中的不确定性。文章进而指出媒体在进行新闻生产活动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意识，专业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不确定性议题网瘾框架媒体建构
不确定的世界与确定的新闻
议题（issue）是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Reese（）认为issue就是一连串相关事件在媒体出现较多的报道。Whitney（）认为可能指一个主题、争议，甚至个别事件。HeathNelson（）认为议题可以定义为“一项与事实、价值、或政策相关且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Ferguson（）认为议题是一个组织所面对的基本政策问题，而事件就是一个社会、价值或技术条件，影响议题甚巨。Langlang（）认为，媒介发掘议题并报道它们，使它们进入公共范畴（publicdomain），一语道破媒介主动建构议题的角色，他们关于什么是议题曾提出五个相关定义：人们关心之事（concerns）、人们所认识到的国家重要问题（perceptionsofkeyproblemsfacingthecountry）、现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theexistenceofpolicyalternatives）、公众争议（publiccontroversy）、造成政治分裂的原因或决定因素（thereasonorunderlyingdeterminantsofpoliticalcleavage）。
对议题的分类，CobbRoss()在把议题分为公众议题（publicagenda）与官方议题(formalagenda)，前者指的是由公众引起的议题，后者指由官方人士主导的议题。塔奇曼（）认为，新闻议题可根据社会问题发生性质粗分为以下几类：硬性（如国防事务）与软性（如人情趣味）新闻、突发新闻（如火灾或车祸）与发展中新闻（developingnews如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报道）、以及延续新闻（continuingnews如立法院审议中的法案）等，综合上述事实发生性质与新闻媒体可控制能力，塔奇曼将社会问题进一步区分为三类：无时间性质者（non-scheduled），如软性新闻或议题式报道，此类新闻之刊出或播出时间常由新闻工作者自行独立决定；有时间性质者（或可预先安排）（prescheduled），多由消息来源主事者决定事件发生之时刻，如记者会等；以及无法预测时间者（unscheduled），如火灾等突发事件，无论消息来源或者新闻工作者对何时发生皆无法控制。Tuchman强调，这种随社会问题的分类是媒体组织与新闻工作者框架外在世界的方式，也是简化社会真实的重要过程。
国内外学者关于议题的论述很多，他们对议题的定义或分类皆突出了议题某些方面的特点，各有值得后来的研究者借鉴的地方。但已有的分类均是从新闻生产之外来看待议题，很少从新闻生产者本人对社会现实建构的角度来看待新闻议题。由于知识的专业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非人格化，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大为增加（吉登斯，；贝克，）。新闻工作者要在短时间内对那些连业内专家都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做出解释变得十分困难。然而作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新闻媒体必须传达具有权威性的信息或意见，这既是受众对新闻媒体的期待，也是传统的新闻媒体在网络时代继续存在下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前自媒体的受众可以发布更深入、更独家的信息，对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存在的正当性构成了很大挑战（Glimor,）。这在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些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中已有明显表现，比如年的华南虎照事件、年的维基解密网站、年动车相撞事件等，自媒体令传统媒体相形见绌。
从更一般的角度看，新闻工作者对尚不确定新闻事件做出明确的权威的定义，并不是新媒体时代才出现的问题，只不过新媒体的出现将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富有戏剧性。做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新闻媒体承担着将不确定的世界变得条理化、日常化的重要功能。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新闻媒体将陌生的事件纳入到既有的世界认知框架之中，让它们变得似曾相识，从而符合人们的期待，降低不确定性。除了将客观世界习惯化，进而体制化之外，新闻媒体还将事件的碎片缝缀成有意义的叙事，并提供前后一致的解释，最终将外部世界正当化（legitmation）（BergerandLuckmann，）。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来说，因为担负着“舆论导向”的使命，官方要求媒体立场鲜明，传达明确的意义。受此传统的影响，那些貌似反对工具论和喉舌论的媒体，为了对抗官方的话语体系，也选择了相似的“文以载道”的表达方式（陈阳，）。从另一个极端，再次肯定了追求确定性、回避不确定的传统。
但是正如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观察到的那样，新闻工作并不能揭示真正权威的真相，只能报道真相中那些已经显露出来的部分。只有当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因此，在外部世界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新闻文本的确定性之间寻找结合点，成为新闻工作者每天要面临的挑战，必须发明一套特殊的知识或技能来应付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确定性议题与不确定性议题
尽管外部世界充满不确定，但是在特定文化中，对不确定性均有一套特定的适应机制。从生活世界的行动者的角度，会将其中相当一部分视为确定。确定与不确定只是一种暂时状态。正如在进化论提出前，人们认为神创论理所当然，而正是达尔文，动摇了当时普遍的信念，将新的不确定引入了确定的世界。
议题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四个维度。一是对问题的定义上可能存在不确定。比如是否存在网瘾，网瘾是不是疾病、什么是死亡等。二是对问题的评价上可能存在不确定。比如公平与效率何者应该优先，青少年大量使用网络是否对其智力发育有利等。三是对问题原因的总结上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比如网瘾究竟是家庭和社会环境造成的，还是病理性反应。四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上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比如在如何治疗网瘾上，究竟是加强家庭学校管理，还是上专门的治疗网隐的学校，存在较大分歧。在这三种不确定性的维度上，重要性依次递减，尤其是第四种不确定性，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主要由前三个方面引发。
不确定与确定的分野何在？其背后隐含的是知识正当性的问题。正如现实的社会建构论所认为的那样，人们是通过知识来将客观的现实变成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BergerandLuckmann，）。凡是关于某事件的知识具有正当性，得到专业权威的认可，那么这些知识变将此事件变成了确定事件。反之，当专业权威对某事件的看法存在分歧，那么此事件变成了不确定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本身具有了重塑现实的权力。按照以上思路，也可将新闻议题分为确定性议题与不确定性议题。
所谓确定性议题，指在议题的定义、评价和归因上存在一致的权威意见、易达成共识或者存在官方界定的议题。媒体在报道时一般采用惯常的操作方法，报道呈现出的意见相对集中。如食品安全问题、奥运会议题、世博会议题、5·12大地震等。这些议题的定性清晰，容易达成共识，舆论的意见气候比较集中，如食品安全问题，其指向就是人类生命健康安全受到威胁，舆论导向偏向于谴责责任方，督促官方监督部门履行职责。当然，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确定性议题。这类问题在公众层面存在争议，但是官方认为它牵涉面大，后果严重，会对此类议题的报道进行控制，统一口径，因此会出现众媒体高度一致，立场鲜明的局面。比如被官方定性之后的群体性事件和涉及国家高层政治、国际政治的议题。
与确定性议题相对，不确定性议题指的是在议题的定义、评价和归因上界定模糊、缺乏共识、专家权威之间存在分歧，或者官方未做出口径统一的议题。这类报道跨度大，有多个报道主题、多种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处于竞争状态，无明显优、劣势之分，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无法预测。因为缺乏官方权力机构的介入，媒体在报道这类议题时有更多自主选择报道方式的空间，媒体通常会采用多种方式规避因为议题的不确定性产生的报道风险（客观性风险，政治风险，道德风险等）。
丹尼尔·哈林
丹尼尔·哈林（Hallin,）在研究越南战争的媒体报道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新闻媒体保持意识形态界限的模型，涉及新闻媒体对异常的界定问题，他把新闻媒体中的报道分成三个领域：一致同意的领域，合理争议的领域和异常领域。其中一致同意的领域（sphereofconsensus）与本文所定义的确定性议题很接近，即新闻记者在报道的时候确定性很高，能够大胆地进行支持或反对，像一些正面宣传报道或一些重申国家政策的批评性报道，由于报道的内容与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记者容易找到自己的观点和角度，也没有什么风险。而合理争议的领域（sphereoflegitimatecontroversy）可看作不确定性议题的表现之一，指与现有主流价值存在冲突或者按现有价值观无法判断的事件。它属于不确定性议题中缺乏一致评价的议题。记者在报道这类议题时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做出具有倾向性的结论。一般来说记者会更倚重权威信源，使用客观中立的态度，提供正反两方的观点。这些争议是在意识形态的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它以不会威胁现有体制为前提。
不确定性议题的表现
从根本上讲，不确定性议题是因为专业权威的意见分歧而导致的知识与权力间出现矛盾，社会精英无法明确地对世界做出界定。然而从现象上看，不确定性议题具体又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I.社会发展，尤其是技术发展新引进的议题。以网瘾议题为例，从年中国互联网兴起，网瘾概念初现端倪，到后来媒体对网瘾的报道增多，关于网瘾是一种社会问题还是一种心理或精神疾病的争议逐渐出现，不同的专家对网瘾及其诊断标准有不同的认识，戒除网瘾的方法也各不相同。直至年，网瘾议题的报道仍在继续，而此过程中官方权威的意见始终缺席，该议题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网瘾，网瘾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也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意见。
II.社会转型导致的重新评价，如早期艾滋病议题、同性恋议题、定性之前的群体性事件等。以艾滋病议题为例，自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现在，艾滋病在中国蔓延迅速。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也是从模糊到逐渐明朗。自年到90年代末，艾滋病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应如何应对始终没有清晰的答案，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一直含糊不清，甚至有意回避中国存在艾滋病这一事实。一直到年，政府终于承认，艾滋病给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开始积极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应对艾滋病。而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一方面反映政府的宣传政策与政治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媒体的框架。受到政府和专家的影响，中国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也存在前后不一致。在政府回避艾滋病的时期，它一度成为堕落/吸毒/卖淫/嫖娼的代名词，媒体煽情式的报道满足了受众猎奇心理，但另一方面媒体对严肃的艾滋病问题的集体忽视（沈爱国、徐锦航，；张自力，）。
III.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导致的不确定。如宇宙的起源、国际社会关于全球变暖的议题、早期SARS议题等。由于人类知识有限，对一些事物的认识受当前技术手段、知识水平限制，没有确定的答案，多方意见无法达成共识。如国际社会中关于全球变暖到底是不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过多二氧化碳导致的争议不断，06年一部根据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同名书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和同年BBC制作的一个电视节目《全球暖化大骗局》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由此衍生的低碳议题等也无法达成共识。
IV.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的不确定。国内语境下一些政治敏感性议题，如伊拉克战争美国的介入、利比亚问题、年中国SARS危机等。由于政治需要，官方对一些政治敏感性话题采取回避态度，不明确表态，虽然民间会有不同声音，但在新闻管理政策下，媒体也对这一类议题避而不谈，这些议题随即成为不确定性议题。媒体对待这类议题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此类议题比较特殊，不是本文所要鐧界櫆椋庡垵鏈熸不鐤?鍖椾含娌荤枟鐧界櫆椋庡摢閲屽尰闄㈡潈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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