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世纪以来西方的小说和诗歌是一个重要传统，它有一个前提是，每个人都需要打磨，因为人性是粗糙不齐的，经过一些训练，人才可以成为内行，从而成为有经验的、练达的。一个人有了某一学科的训练，那么进入别的领域，你就可以触类旁通。
口述：崔卫平
没有比阅读，更加令人愉快的了。有可能，我宁愿不写作，也一定要阅读。但是事情越来越多。现在一般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用来看书和看电影。而很多情况下，这个日程也是不能得到保证的。
阅读会不断拓宽你已有的视野，拓展你头脑和思维的疆界，令你的世界更加广阔深邃，也令你的语词更加丰富和生动。这个过程是很愉快的，新东西不停地进来，与已有的东西产生互动和交换，吐故纳新，激发出你的新想法，于是你被一次又一次地升级。
读书需要心静。所谓读书的“效率”，可以暂时不考虑。有些书可以反复读，读一辈子，好书跟随你一辈子。这是从我大学老师张月超先生那里学来的。我听他在课堂上说这句话的时候懵懵懂懂，但是将它记住了。他当时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歌德谈话录》，一本好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两本书我携带至今。
我这个老师推荐的书，属于很厚积累的那种，这个推荐特别好。有积累、有沉淀意味着有足够的厚度和视野，你接下来可以以这个积累打底子，再往上不断累加东西。就像盖房子一样，这个地基打得很牢固，很有承受力，才能久经考验。而有的书，本身的漏洞很多，很单薄，就没有办法在上面再累积东西。这个很厚的积淀奠定了你看待事物的标准和水准。这么多年过去，这位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全忘了，但一直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这些话。
一个人是要有基础的，就像一个国家需要基础设施，一个人也要有最基本的阅读上的积淀。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有30本书垫底，那么可以说一半人生的就能勉强对付。当然，遇到什么样的书来垫底，有许多偶然性，让不同的专家来挑选和推荐30本书，一定是不一样的，读者也会有不一样的兴趣和选择。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组合出30部本身积淀很厚的书，才更有质量保证，才比较靠谱。
关于阅读，我的基本想法是，你不要问别人在看什么，没有什么书是非读不可的。还是那句老话，开卷有益。这么说吧，好书是手拉手的，找到其中的一本，也会遇到其他一些和很多。我很赞成中国古人说的话，“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
现在的读者，面临的选择确实太多了，良莠不齐，包括海外的、国内的、历史的、现实的，还有古典的和通俗的，全在一起，这肯定会对人们的阅读选择构成挑战。如果他不是很有阅读经验的话，也可能需要相应的辅助。我们年轻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多选择，逮到什么读什么。
每次给读者推荐书，都是有犹豫的，因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书，每个人的敏感和兴奋点都不一样，同样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他的心情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不一样。我不习惯做这样缺少对象的推荐。而且好书也太多了，推荐什么就意味着对另外一些好书的不公，我写过一篇文章，《要多少好书才能造就一个人》。
虽然这年头人们不喜欢谈文学，一些文学书也是很好的。文学可以帮助人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培养人的敏感、敏锐、灵气和锐气，拓展人的内心世界，它们不见得不比这个外部世界缺少魅力。很多文学书很有意思，我真的不知道该推荐什么，太多了太多了，不同的书给你不同的乐趣和享受。
一个家庭里的阅读气氛很重要。一定要在家庭里建立一种阅读氛围。我觉得每个做父母的，要想孩子多读书，首先自己要有阅读习惯，孩子才会有阅读习惯。父母要是经常出去玩，孩子的心也就是浮着的，你看书，孩子也会跟着看书。我女儿小的时候，在若干年之内晚上我都不出门，在家与她一起，坐在台灯下。她学习的课程、作业什么的，我从来不管，考试卷让我签字时，我说“已阅”，但其实没有仔细看，就是看到了一张卷子而已。这些学校的事情让她自己去对付。但是我与她一道阅读。其实通过阅读也会和孩子建立一种情感纽带。以前是我向她推荐书，现在则成了她向我推荐书。
我写作涉及的话题有点广泛，文学、电影、社会、政治，有人说不知道这个人的专业是什么。我要说，自己最初的底子，主要还是鲁迅和马克思。他们让我学到了对于世界的批判精神，人道精神。对于经济类的书目和话题最为生疏。
商业和商人同样需要创造性、激发性和想象力，而人文思考和阅读，是最能激发这种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因此，商人也需要阅读人文类的作品，不要仅仅从数字到数字，从表格到表格，那会束缚你的想象力。
我不排斥电子阅读，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电子阅读。但我自己还是更喜欢捧着书本。一本书我也许已经下载了，但是还要再买本来，主要还是觉得电子阅读不舒服、伤眼睛吧，看书还可以在上面随意画随意写。阅读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是灵感来源，虽然不是说要焚香沐浴才可以读书，但至少你要有一个小心情。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在旅馆里看书！我在外地旅馆看书是最愉快的事，不受任何打搅和干扰。在外地出差期间，别人叫我出去玩，我总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出去了，其实我是在房间看书，看一天都没有人打搅，“偷得浮云半日闲”啊，十分清静，那才叫享受，美美的享受。
对话崔卫平
By沈山
哈维尔救了我
沈山：您思考和写作的疆域非常宽广，从文艺学，到先锋诗歌，到电影，然后到东欧文学及文化、政治思想的研究和译介，甚至包括公共话题，不免让人发问：您的学术和写作的重心究竟是什么？
崔卫平：在回答所谓“重心”之前，我先讲一下自己的训练在什么地方。
我首先是接受文学的训练，我是中文系出身，也包括西方的美学、小说、诗歌的训练。这个训练继承了传统的力量、传统的认知、传统的眼光，也包括对语言的敏感和训练想象力。19世纪以来西方的小说和诗歌是一个重要传统，它有一个前提是，每个人都需要打磨，因为人性是粗糙不齐的，你看奥斯丁的小说，都在说这个。爱死奥斯丁了。经过一些训练，人才可以成为内行，从而成为有经验的、练达的。一个人有了某一学科的训练，那么进入别的领域，你就可以触类旁通。
具体对于我个人来说，写作是我工作的核心。我是一个受问题引导的人，脑子里总是有盘旋不去的问题。所以我总是记不住我自己弄懂了什么，而是问题成堆的那种。于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会想办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去阅读和寻找资料，在某个方面持续地走下去。当然，阅读不能仅仅限于工作，那是无功利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现在时间越来越少。以前我有枕边书的，那是一些我个人的小小秘密，不告诉别人我在读什么。
表面看来，我写随笔较多，但是有些文章其实不要看文体，仅仅从传统划分的散文、小说来看。我觉得自己的许多文章称为“创作类型”更合适，它们是基于想象力、洞察力、判断力的某些东西，不管是针对政治还是社会。至于如何运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仅仅是一个途径，用什么形式表达都可以。
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它从八十年代末期，持续了好几年，非常痛苦。那段时间，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表面上所说的话，和内心的想法，在那段时间之内是脱节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你面前的世界是摇晃的，它失掉形状和表达，另一方面，你缺乏语言，内心的秩序也没有建立得起来，整个人处于完全失语的压抑状态，非常不舒服。
现在我可以比较清楚地描述当时那种状况了，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当时周围有一些朋友转型了，有做生意赚钱去了。我知道我不想做生意，天生与做生意无缘。而且我被那个情绪拖在那个地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积累起来的情绪需要释放，那就是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我必须解决它。
那种经验是我从没来遇到过的，之前看过的一些文本，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小说啊、诗歌啊什么的，不管是惠特曼，或是T.S.艾略特等，它都能释放你，但那段时间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些都不能释放我了，我明显地觉得有鸿沟，就是说所有的阅读、思考和表达经验与你都有巨大的鸿沟。对我来说，那更像是一种倒退，是你所有既有经验崩溃后的一种倒退，这种倒退让你突然失去了表达。所以那时候我蛮抑郁的。那是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完全是书本之外的经验。
沈山：这算是一种精神危机吗？
崔卫平：是的，是精神危机，当时我是非常抑郁的。我去体检居然得了肺结核！可见心里淤积了多少东西。
沈山：那你后来是怎么从这种精神危机中走出来的？
崔卫平：也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书――这个故事我写过。一个红色的封面，哈维尔的文选。那是加拿大的一位朋友送的，他热爱中国诗歌，他来中国就是为了研究中国诗歌，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他每次走时，都会把他的一些书扔在我们家，这本书可能就是他扔在我们家的。
我随手翻了一下，其中一篇访谈，有比较简单的一句，哈维尔说他在马克思主义里学到很多东西，他或许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不喜欢穷尽一切真理的做法，认为自己不仅掌握了过去和现在的真理，连未来的真理都掌握了。在哈维尔看来，“这个世界还要神秘一千倍”。这个表达一下子就击中我了。我无聊翻书嘛，就又翻一页，又看到“也许我信仰点什么，信仰生活……”。读到这里，真的觉得从来没有人如此接近我自己的生活感受。
记得那是一个接近中午的时刻。一会儿，我女儿放学回来了，我就去给她做饭，等她去上课，我才又接着看这本书，弄懂它。到这天下午我就对哈维尔整个感兴趣了。渐渐地，我从中找到了那个长久以来一直被压抑的情绪的出口。实际上，当时我要是事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总统，我是绝对不会看、不会翻的，因为那时我根本不关心政治，我还没有上进到这种程度。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10.5－.12.18），生于布拉格贵族企业主家庭，捷克作家、剧作家、政治家、捷克总统、被誉为天鹅绒革命的领袖和思想家。曾多次因言入狱，后因肺病出狱，刑期因“纪念解放四十周年”由政府赦免。年12月当选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年1月捷克独立后当选的第一任总统。
沈山：所以很多人很奇怪，崔卫平一直搞文艺理论的，怎么就突然转向对东欧文化、政治思想的研究了呢？看来这其实是当时内心的一种需求和一个偶然发现。
崔卫平：没错。我的肺结核病容我可以不上班，因此就有时间来尝试翻译。当时整个精神就真的都沉浸到那里面去了，那是一种对于生存状态的描绘，哈维尔有现象学的背景，他推崇的那位哲学家扬？帕托切克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班上的学生。
沈山：哈维尔大约是90年代后期突然热起来的。您在最初开始翻译哈维尔的时候，是否已经预料到这种影响？
崔卫平：可以这么说。因为自打我开始接触哈维尔，就意识到他的非凡价值，尤其是对于中国现实。年，译稿初步完成后，我就把它打印成了电脑版本，大约8、9万字，我第一批做了60本，寄给朋友，当时我就觉得这很有意义。有朋友来电话问我干嘛呢，我就说我“在制造精神原子弹”！
沈山：在此之前或者之后，你的人生还遭遇过精神危机吗？又是怎么走出来的？
崔卫平：我小时候是个麻木不仁的人，和别人不太一样，别人小时候很多都是三好学生、大队长什么的，但我会说我小时候是个虚无主义者，就是浑浑噩噩的那种。当然，这也有好处，不容易产生挫折感，较少虚荣心，不与别人攀比（也比不上啊），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觉得周围世界与我没关系，老师上课，我从来不感兴趣，一点兴趣没有。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老师们喜欢问，为什么你们不完成作业？为什么你们考试分数这么低？那种时候我就觉得老师是一个外星人，一点不理解我们这些比较落后的同学。
但文革是个转折。因为那时彻底放羊了，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家长也管不了，他们根本就不在家。记得那时候的夏天，经常在大街上跑，一个人或者许多人，更多时候跟着别人跑，在大街上看演出啊、游行啊，大字报啊，要不就是万人大会，它们有些是喜庆的，比如成立革命委员会，更多的是批斗大会，我的父亲、叔叔、婶婶都是被批斗对象。这时候你就突然觉得你跟世界有关了，我的眼界真正打开了，突然对外部世界感兴趣了，不仅因为与你关系密切的的人就在其中，而且不沉闷，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内心也跟着不激动，依旧抱着不合拍、不跟趟的态度，也不可能合作啊。
沈山：那时你对这个世界有基本的认识了吗？
崔卫平：谈不上，只是忽然觉得世界很好玩，变幻无穷，是一个有魅力的场所，整天千奇百怪。可以说大街培养了我的好奇心吧，我的好奇心诞生在大街上。这种晚发育、觉悟迟的后果是，到现在也会抱着新鲜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事物，很少有厌倦的时刻。
沈山：闷，但又很淘气？
崔卫平：是有一些很淘气，但也没淘到多大动静，不至于特别出格，没有出现当着全班人把我一个人拎出去那种情况。但是那些被拎出来的同学，我觉得他们与我很接近，我很理解他们，也很同情他们，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同类。总之，与老师的关系属于非暴力不合作那一种，心不在焉的。
沈山：你的家庭条件和出身算是很不错的。
崔卫平：小时候填表时，家庭出身一栏写作“革命干部”。我们苏北闹新四军，父亲母亲参加革命比较早。我父亲实际上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儒雅、有文化有教养，很强的责任感，关心社会和体恤民众。他还是一个爱科学的人，十分注重细节。在我眼里，我父亲是挺完美的一个人，难以超越。我只是继承了他一部分好东西，他其余更好的，我学不来。
沈山：从您的许多回忆性文字可以看出，您似乎更倾向于那种更明亮、更美好的记忆，而对那些比较痛苦的、比较焦虑的，似乎会有意无意地进行自我屏蔽。比如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饿，您就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崔卫平：本来那时候，我还很小啊，是不记得的。但是你想想，一个人早先对于生活抱有绝望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后来是一点点发现了其中的好玩、奥妙，总好像是天上掉下来，很神奇啊。确实，对于生活，我是持赞美态度的，许多美好的时刻，都叫我赶上了。另一方面，我是有意识追求运用清晰乃至明亮的语言，因为我的问题总是晦涩的，它们总是像疑云笼罩着我，这是我日常的头脑状态，疑云密布，于是追求表达上的清晰，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沈山：您觉得幼年或少年时的那个崔卫平，和现在的你是一脉相承的吗？
崔卫平：我现在跟那个时候很相似，基本上没有变化。主要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或者是运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世界的问题，从来不排队，不跟时髦，不会站到任何队伍里去。
沈山：印象汇总，你的个人写作基本是从、年开始的，也就是开始翻译哈维尔的时候，包括一些诗歌评论。为什么你的写作开始得那么晚？
崔卫平：对，有次诗人于坚到我们家来，说以前以为你就是个做饭的，没想到你还会写东西。
沈山：对，当时很多诗人都到你家来，还开玩笑说你们家就是诗人的公共食堂。
崔卫平：其实我翻译哈维尔的时候，还没怎么写作。在那之前，也尝试写过两篇小说，但没有发表。我是一个开始写作很晚的人。
主要原因是当时我要照料孩子，我必须要把生活照料成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等到年孩子上小学了，才慢慢开始集中写作，最早是诗歌批评，后来是一边做诗歌批评，一边翻译哈维尔的。两者看上去是很不搭界的，我于是有了两批朋友，与诗歌界的朋友不谈哈维尔，与谈哈维尔的朋友不谈诗歌，看上去很分裂。其实生活一直很分裂，写作也是分裂的，公共写作与专业写作。
沈山：你写的小说为什么没有发表？还不成熟吗？
崔卫平：也不是的，可能还是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吧，而且，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那两篇小说刚要发表时，那个杂志又不存在了。我又是一个很有惰性的人，后来就没有再试着发表。
沈山：也就说，你最初还是有一个当作家、诗人的梦的。如果当初走上了创作这条路，那么在小说诗歌创作和现在的学术研究方面，你觉得你在哪个领域的成就会更高？
崔卫平：我觉得写小说会写得不赖，但是生活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丰富和有意思了。
沈山：具体到个人言说和表达，哈维尔对您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崔卫平：从阅读和思考哈维尔开始，我就开始了一个不断撤退的过程。这些年我和别人走的路不太一样，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不断地退回自身。我们自身有很多混沌的、晦涩的经验，那是我们的血肉铸就的，是我们切身的痛苦、成长与幸福，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历史和从中生长出来的问题意识，以及那些尚未得到恰当释放的话题，撤回才是向前。哈维尔是一个剧作家出身，他的问题采取了一种贴近自身的方式，这个很适合我。
其次，哈维尔给了我看待世界的的比例，采取一个人那样不大不小的方式，不是很激烈，也不软弱，始终是在反思，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环境，反思我们的道德精神状态，也反思自己身上的优缺点。同时，他完全没有陷在自恋式的反思当中，他是适度的，必要的时候走出自身，走向这个世界。他这个人还很幽默，很淘气，懂生活，会享受，会给朋友做一手好菜。
沈山：这也构成你个人言说和表达的一种显著风格，就是温和而节制，包括文字的节制，思考的节制和情绪的节制。
崔卫平：说到语言风格，那就比较宽泛了，语言上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也很大，我喜欢她的有层次的长句子，能为复杂的感受找到一个有结构的清晰的形式。我这样天生游离的人，一般不会特别亢奋和特别绝望，可能这就是你所说的节制。我是一直在寻求某种准确性，某个词某个句式，都会好好想。一个词的亮度、晦涩的程度，它的长宽高矮，都是需要考虑的。表达中的这种寻求，也是在寻求一个人的恰当比例，寻找一个人的尺寸，找到究竟什么是适合你的。
沈山：如果把诗歌、电影等文艺类的批评或随笔视为相对私人的写作，而把对政治、制度等公共话题的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便宜北京专科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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